的军人等待着分田,在一些地方开始自行组织起村民剥夺起地主土地来了,估计革命委员会内部还要继续争吵下去。
在日军没有登陆山东之前,胶东三府的农民对于本地乡绅地主的畏惧,还要超过本县的政府人员和上面派遣下来的委员。因此即便是革命委员会颁行的最缓和的减租减息运动,也是出现了许多反复。
但是在日军登陆山东,革命委员会开始对地方采取军事管理之后,各地的农民突然就发现,过去他们看的比天还大的乡绅老爷们,在革命委员会和军队面前软的就跟面条式的。而那些过去横行乡里的地主老爷们,因为私通日军被革命委员会说镇压就镇压了,连个气泡都浮不出来。
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投了军的,被军队组织起来打过游击和运输过军需的农民,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接受了战争的洗礼,也被军中的宣传员给教育了一番。虽然战争是结束了,但是这些复员的军人和为军队服务过的农民觉得,自己背后现在也不是没有靠山的了。
只要他们照着革命委员会宣传的去做,那些乡绅地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?他们和这些乡绅地主之间可不是一团和气的,不要说灾年被人家一两斗高粱一亩地换了去,就是平日里你想安稳的过自己的日子,可要是让人家看上了你家的地,你也一样要家破人亡。
好比那个栖霞牟氏,当初趁着大荒之年从东北运了一船高粱,号称活人无数。但是他是怎么活的呢?一斗高粱换一亩地,到了后来则是一升高粱换一亩地。至于这一升高粱究竟能够活几天,是从来没有人提及的。
在满清和民国,牟氏家族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,他们鼓吹自家活人无数,自然是没有人敢反驳的。等到吴川亲自在中央委员会上点名牟氏之后,就算是想要为牟氏说话的山东士绅名流,也都默默的闭上了嘴。
吴川此前一向很少做出这样点名批评的事,过去他主要还是讲清楚路线问题,然后大家按照路线去执行中央的决议。这样一来,党和革命委员会的基层就不会无所适从,不需要去揣摩吴川的想法是什么。
但是今次,吴川毫不客气的在中央委员会点出了栖霞牟氏的名字,这也就意味着他对于山东的土地问题上有所不满了。原本还试图阻扰土地改革的山东同盟会方面的委员,在吴川的明确表态之后也只能放手了。
在革命委员会击败了日本人,正处于风头火势上时,想要表现一番从而让吴川记住的人,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。在这些人的推动下,栖霞牟氏很快就成为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典型。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和土改工作组的鼓动,原本就对于栖霞牟氏深藏不满的佃农,终于在一次土改工作会上发泄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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