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的院子,院子里有一棵枣树。过节,家家户户贴红挂彩,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。
1978年,我是在洪村度过的,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,他是被冤枉的,母亲也同样清白。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,他们俩都老了,一下子就头发花白,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,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,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;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,她的腰受到了重创,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,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。
1979年,我已经成年,家道也开始中落,在农村,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。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,父亲让给母亲吃,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,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。那一年,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,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,在那个年月,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。
1979年五月,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,我准备放手一搏,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深圳,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,我的目的地是广州。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,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,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,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,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。
广州是现实的,也是残酷的,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。我没有多少文化,我也没有社会经验,扛过沙包,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,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,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,也就是人力车夫。
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,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,这里的人脑子精明。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,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,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,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,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,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。
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,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,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。于是,半年后,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:倒爷!
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,一共五十件,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,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。在上海,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,不到五分钟,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。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,从此,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。
衣服、电子产品、音响制品,生活用品,五金机件,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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