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辽、高丽等国的百姓,夏人的“戾气”更重,更难被“驯服”。
但其国的底层百姓只要被发动起来,就更“忠诚”,也更热衷清算曾经残酷压榨自己的各类贵人——并不限于党项族。
这使得大同对夏国的消化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粗暴,效果显现也更快。
这些底层夏人一旦沾染了贵人的鲜血,通常会变成最坚定拥护新官府统治的兵卒或共建会基层骨干。
任何事务都有一体两面,简单粗暴见效快的社会改革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。
在一系列的清算中,夏国的“传统文化”遭受了沉重打击,更将部分原本可以争取的摇摆势力推到了大同的对立面。
其实,早在伐夏之战开启前,大同朝廷就专门研究了夏国的改造计划。
同对待辽、宋、高丽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一样,胸怀天下的正乾皇帝并没有想过要对夏人赶尽杀绝——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。
夏国百姓,无论番、汉,只要愿意放弃抵抗,大同帝国就能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具体政策也类似于宋、辽等国大族——分宗、迁籍。
稍有不同的一点是“改信”,或者说接受“汉化”。
李乾顺亲政之后,虽然反其曾祖李元昊化汉为番的举动,大力推行汉化改革。
可这种汉化却是出于稳定李氏政权的需要,改革也很不彻底,导致其国上下层严重脱节,底层夏人仍然番化很深,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。
“六合同风,九州共贯”方为大一统。
即便是小国寡民,要想长久稳定,也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。
至少,大部分人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才行。
疆域越是广阔人口越是众多的王朝,越需要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制度、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。
不然的话,内部就会陷入持久的纷争。
徐泽决定对夏人实行更加深入的汉化,并不是为了什么“汉化天下”的历史使命。
其人的做法与当初李元昊推行化汉为番没有本质区别,李元昊是为了维系党项族的统治,而徐泽也是为了彻底消化夏地。
很明显,这个任务绝不会轻松,肯定会受到夏地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。
不经历几个回合的周折,大同帝国别想彻底消化夏地。
但欲要消化一个番化严重的政权,这些周折是值得也是必须的。
夏国横跨河西走廊,沟通中原和西域,是大同帝国“大陆战略”极其重要的一环。
夏地不宁,大同帝国就算日后开拓了西域,也迟早会丢掉。
欲要逐步汉化并稳定统治西域、吐蕃和辽国上京道,就得先汉化夏地。
因而,在彻底消化夏地改造夏人一事上,没有任何条件可谈。
这就是徐泽宁愿邀宋军攻夏,日后再费周折“二次拓土”,也要集中精力先消化贺兰山一带的夏国精华地区的主要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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