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会像决堤的洪水般从那涌出。
丹宁爵士将允诺和禁止反悔分开,禁止反悔是“不容否认原则”,是具有刚性的,而允诺则必须是允诺(promise)则是一种信赖关系,其一,允诺人知道受允诺人将依此允诺而为,受允诺人也在事实上依此允诺行事,其二,当允诺人作出允诺意图时意图创造一种法律关系。
衡平法和普通法相较于大陆法最大的特点是灵活,它以案例为依据,非常具有法官的个人风格,大陆法是成文法,纽约自由女神像手里抱着的并不是法典,而是独立宣言,1926年以前美国是没有法典存在的。
而在第一版美国法典里,独立宣言并不包含在内,即使不提原稿中删掉的大段关于废除奴隶制的内容,《独立宣言》也不像入籍仪式上发誓的内容那样“禁止反悔”,但它具备的效力比“承诺”(undertaking)又强一些。
Undertaking和promise有时也是同义词,换而言之,这种基于undertaking出现的责任关系不出于合同,也不出于允诺,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却无法为其命名的关系,可称为一种“隐藏”的担当。你能感觉到,却无法证明它,如同上帝,或者说是独立宣言里赋予富兰克林等人意旨的“nature’sgod”。
成文法必须由主权政治机构印刷出来,要改并不容易,并且会变的僵化,只求符合文书的字面意思,而罔顾公平精神,有时显得很迂腐,裁决时不考虑情有可原的背景或后果。
比如那位“逻辑鬼才”,他提出的“不是你撞的人,你为什么要救助他”,只要被告无法为自己辩驳,法官就可以按照法典上的条款入罪了。
《好撒马利亚人法》没有被写入成文法典,它只能作为一种补救,并且还应用于医疗专业人士,它是不鼓励公民自发救助的。
这也导致了半夜纽约女孩叫救命,无人帮助的情况。除去责任分担、多元无知这些心理学问题,人都是自私的,出面帮忙会让自己置身险地,如果出面的人有擒拿格斗的本事,可以保证自己出手相助不会自己受伤,那么可以路见不平,如果只是一个普通路人,甚至也是个弱女子,她贸然冲出去和强盗搏斗,那么她自己受伤或死亡了,责任又如何划分呢?
因为医疗领域的特殊,职业医生被列入了“好撒马利亚人法”保护对象中,同时也对执业医师有严格的限制,避免他借着免责条款为所欲为。
美国不是没有成文法,而是成文法很多,除了国会立法权以外,州议会、州政府也有立法的权力,一个州类似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。罪犯只需要逃到另一个州,另外的一个州警察不能越境执法,两者冲突的情况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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